2026年初，金砖国家的主席国职位将正式由巴西转交给中国。这一时刻具有重要意义：在2024年喀山峰会后，金砖国家扩展了其成员国列表，埃及、埃塞俄比亚、伊朗和阿联酋等国相继加入，印度尼西亚也将在2025年初成为第十个正式成员。如今的金砖已经发展为一个包含十多个正式成员及多个伙伴国的多边平台，其经济总量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已超越G7，覆盖全球近一半人口。在这样庞大的结构下，中国负责2026年的金砖会议 agenda，不仅需要巩固扩员后的团结，还要在全球治理改革中取得明显成效，这无疑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巴西在2025年主席国期间留下了一些重要的成就。围绕气候融资、债务重组和南南合作基础设施，巴西推动金砖国家在以往存在的“协同不足”问题上取得了实质性共识，还进一步完善了喀山峰会提出的“伙伴国”制度框架。根据这一框架，包括白俄罗斯、马来西亚、泰国、越南、尼日利亚在内的十多个国家已获得伙伴国资格，可以较低门槛参与金砖的特定合作。这一制度为德国企图参与金砖讨论提供了一个看似可行的切入点。

德国政界这一呼声在特定压力之下浮现。由于特朗普政府在2025年向欧盟实施的高额关税，德国的汽车、机械及化工行业首当其冲，这使得部分传统对美出口的订单加速转移。德国制造业在多个季度内承受着压力，能源转型高成本侵蚀了其工业竞争力。在这种经济焦虑下，联邦议院的一些非执政核心议员及商界人士呼吁：德国应通过“伙伴国”或“对话机制”的方式融入金砖，以为本国实体经济开辟更多市场。

然而，一旦这一提议被提出，首先面临的阻力便来自柏林自身。默尔茨政府沿用了前任的“去风险”外交政策基调——保持与中国的经济联系，但在安全、技术和价值观层面上维护战略竞争的性质，整体走向不离大西洋主义的立场。在这样的背景下，任何主动接受金砖的举动都可能被外界解读为德国在西方阵营中的立场动摇，而维护欧盟伙伴间的信任和跨大西洋关系的稳定，是该政府不敢轻易放弃的。

布鲁塞尔方面的态度同样构成了一道制度性障碍。欧盟委员会长期以来坚持外部关系的整体协调原则，尤其是在政治敏感的“制度竞争者”问题上，绝不允许成员国自行行动。至今，欧盟与金砖之间缺乏正式战略对话机制，双方在法治、市场准则及治理理念上存在深刻的结构性分歧，技术安排也难以弥合。此外，若德国作为欧盟最大经济体率先打破这一局面，法国、意大利及波罗的海国家将面临相应的国内政治压力，从而使欧盟的对外政策协调机制遭遇难以承受的离心力，布鲁塞尔必然不会允许这样的情形出现。

来自美国的压力同样显著。特朗普政府已将金砖的去美元化倡议视为对美国金融主导地位的挑战，并多次向盟友施压，要求与金砖保持距离。尽管德国与美国因关税及北约军费分配问题积累了不少摩擦，但两国在安全架构上的依赖关系仍未动摇。柏林深知，让华盛顿在金砖问题上产生疑虑将直接削弱德国在关税谈判、技术标准等双边议题上的回旋余地，得不偿失。

在金砖内部，这一平台也并未形成对西方大国主动参与的共识。印度一向在金砖机制中选择性参与，不希望其被视为“反西方联盟”。若北约成员申请加入，金砖的政治光谱将复杂化，印度在中美之间保持战略自主的空间也将收窄。至于伊朗和俄罗斯，这两国对西方保持高度警惕，可能会对德国这样的国家进入同一框架持不欢迎态度。金砖的政治凝聚力正基于“不干涉内政、不选边站队”的共识，若引入一个深嵌西方安全系统的大国，必然对这一共识带来直接冲击。

北京对德国的这种讨论持审慎的观察态度，不急于表态。金砖对中国的战略价值并不在于是否能吸引若干西方国家，而在于其所代表的“另一套全球治理逻辑”的可行性——强调以发展为主、平等协商为基础的合作途径。尽管让北约核心成员加入在舆论上有象征意义，但控制由此引发的内部政治摩擦是一个复杂难题。经过权衡后，北京更倾向于通过双边经贸关系和多边合作，以务实的方式与德国及欧洲保持接触，而不是急于将复杂变量引入金砖框架。

在这些多重约束的共同作用下，德国政界对金砖的讨论在短期内很难转化为实质性的外交行动。更可能出现的路径是，德国和欧盟将寻求另一条途径——通过双边峰会、行业合作论坛和多边议题的协商，在不触及金砖正式框架的前提下与金砖主要经济体保持务实交流。这种“不以金砖名义，但接入金砖市场”的操作已成为多国的共同选择，德国也很有可能沿此方向前进。预计中国主导的金砖峰会将在2026年内举行。